2026年9月15日，知名安全技术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与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EFF）执行主任辛迪·科恩（Cindy Cohn）在法律评论期刊Lawfare联合发表长篇论文，系统回顾了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大规模监控体系25年的演变历程。文章指出，最初被定位为反恐紧急措施的大规模监控基础设施，早已超越国家安全范畴，渗透至移民执法、抗议者追踪和日常警务等广泛领域，对公民权利构成持续侵蚀。
从215条款到斯诺登：监控的法律进化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以纯行政权力名义启动"总统监控计划"，大规模收集美国公民电话记录。2006年，该项目在秘密状态下转向《爱国者法案》第215条的新解释，但第215条此前仅授权针对性获取记录。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的泄密文件首次向公众证实了该计划的存在。2015年，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正式驳斥了政府对第215条的扩大解释，同年国会通过《美国自由法案》。尽管新法律仍允许大规模电话记录收集，但结束了长达近14年的无差别批量采集。
Section 702：到期但监控未止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9·11后不久启动了"上游"（Upstream）计划，在美国境内关键电信节点截取元数据和通信内容，最初同样基于总统权力主张。该计划于2008年被纳入《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FISA Amendments Act）第702条的国会和FISA法院监督框架。2017年，NSA在FISA法院施压下终止了对截获内容的搜索，但大规模数据收集本身从未停止。2026年，国会允许第702条正式到期——这是该条款首次失效——但此前已获授权的大规模监控将至少持续至2027年春季。
国内监控的全面扩张
论文详细描述了大规模监控从情报领域向执法领域的扩散。Flock和Vigilant Solutions运营的自动车牌识别（ALPR）网络覆盖了美国各地的公共和私人道路及停车场，执法机构可跨辖区搜索数据库。这些系统已被用于追踪跨越州际边界寻求堕胎服务的女性。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对移民和抗议者广泛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在机场部署人脸扫描设备，私人实体也在商业场所部署监控系统。手机持续追踪用户位置，而执法机构通常只需最低限度的程序保护即可获取这些数据。
FBI从数据经纪人购买数据
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帕特尔（Kash Patel）近期在国会作证时证实，FBI正在从数据经纪人处购买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并计划继续这一做法。这意味着政府获取大规模监控数据的途径不再仅限于合法的法律程序，而是通过商业交易直接购买由私营公司为监控资本主义目的收集的海量用户数据。施奈尔和科恩指出，随着AI分析技术的进步，这些数据的监控价值正在成倍放大，而"仅机器阅读、非人工审查"的法律辩护论点正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
第四修正案的侵蚀
论文强调，大规模监控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核心承诺——公民应当在不受不合理搜查的前提下，对其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享有安全权利。该修正案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殖民时期英国滥用"协助令状"（writs of assistance）进行无差别搜查的教训。然而，政府通过"第三方学说"（Third Party Doctrine）、元数据不受保护等多重法律论据，系统性地将监控机制和数据果实排除在宪法保护范围之外。25年来，美国公民享有实际宪法保护的生活领域已显著缩小。
数字时代的反思
文章特别指出，数字时代监控的商业和政府两个维度已深度交织。谷歌和脸书等公司将监控作为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持续收集用户行为数据；政府机构则通过法律程序、数据购买和合作机制直接获取这些商业数据。当AI技术同时增强私人公司的数据收集能力和政府机构的数据分析能力时，隐私保护的制度性堤坝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论文呼吁在9·11事件25周年之际，对大规模监控计划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全面评估，尤其是在美国人权利和自由方面的代价。
后续改革方向
施奈尔和科恩的论文本质上是一份政策倡导文件，他们在文中指出：情报界从未提供过大规模监控项目的完整成本效益分析——无论是纳税人资金的消耗还是对其他执法手段的资源挤占——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技术阻止了原本无法阻止的袭击。随着第702条的到期，国会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政策窗口期：是重建有针对性的、尊重公民权利的监控体系，还是以新的法律框架重新授权大规模数据收集。25年足够长，是时候做出改变了。